李定国大军攻取建昌府城之后，又分兵四出，很快就把除了泸溪城以外的整个建昌府都收复了。江西局势一时震动，清军人人自危。
这个时候，清廷已经丢掉了几乎整个湖北，江西，还有半个福建，河南，山西，山东，南直隶等地义军蜂起，清廷的有效控制区域越来越小，统治可谓是“岌岌可危”。
顺治皇帝和一众满清的王公大臣们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甚至还有人提议要和孙可望谈判，以支持孙可望称帝和放弃长江-秦岭以南的土地为代价，谋取停战。
不止是清廷，消息刚刚传到了福建的时候，郑成功也顿时慌了，他虽然收编了耿继茂的近千藩兵和福建的上万绿营守兵，但大军实力还没有得到真正恢复，大规模出兵尚不可能，生怕李定国这个时候取得重大进展，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
郑成功在只有两个岛的时候便想着夺取天下了，这个时候，有了三府之地，水陆十万大军，野心已经无限膨胀，任何能威胁到他夺取天下的势力都是敌人。
孙可望则要冷静得多，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且军情司的情报系统早就渗透进了李定国军中，所谓的捷报，所谓的以极小伤亡痛击清军，孙可望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李定国伤亡了数千兵马，已经不想再打了。
毕竟，对于李定国来说，他除了清军以外，还有孙可望，郑成功这两个强有力的对手，不可能为了几座城池，就把部队都给拼光了。
而且他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控制了建昌府的重要关隘之后，抚州城和邵武府都已经在他的威胁之下，继续用兵的意义不大。
孙可望继续传令马宝，李来亨加紧练兵，并让刘体纯加快江西，湖北两地的营庄建设和经济恢复，他打算在之后的大战中直接从江西，湖北就近征粮征丁，为此必须要借着春耕的时机，在这两个地方着手建立好成体系的基层民政和商业系统，为军队的壮大提供物质保障。
而除了建昌府的大战以外，明清之间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已经结束，除了双方控制区的交界处偶尔爆发的游骑斥候战之外，基本上再没有什么冲突。
不过，相比起来，清军后方就不得安宁了，原本已经被镇压的各地义军再度死灰复燃，虽然不成气候，但数量庞大，辐射范围广阔，对清廷原本就困难的财税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清廷不得不派出兵马镇压。
北方各地的义军早已经被清军屠杀过数次，那些经验丰富，有领导力的老兵，英豪们大多已经在之前的数次斗争中战死，没有了这些人的领导，又缺乏战马，甲胄和火器，义军的作战能力根本不能和正规军相提并论。
而且，清军在各州县都有绿营兵驻守，虽然这些守兵野战能力十分疲弱，但在粮饷充足的情况下，守城还是能做到的，他们的存在又使得义军被分割在了各地，不仅机动性大大减弱，还难以获得充足的补给。
为了剿灭这些义军，清廷从陕甘和山西调出了数万绿营精锐，这些人马原本都是边军，虽然最精锐的部分已经被洪承畴调走，但剩下的这些也绝非泛泛之辈，对付义军还是易如反掌的。
最终，在绿营兵和八旗兵的联合围剿之下，北方各省的数十股大小义军很快失败，但这时候留守北方的八旗兵多是老弱和新兵，战斗力并不强，而陕甘和山西的绿营兵为了不去南方，也故意疏漏，许多义军残兵得已突围，退往各地的山区。
但这些义军终究还是太弱了，便是如此，也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扰乱清军统治的能力，原本调来剿灭所谓“流寇”的陕甘，山西绿营兵，除了少数就地驻守以外，其他的都被直接调到了南方战场前线。而那些八旗新兵，则调回了北京。
真正的八旗精锐基本上还在陕西，南直隶，江西，福建前线，后方的这些八旗兵大部分都是东北抓来的部落兵，刚刚编练入伍，虽然勇猛无比，但缺乏组织纪律，更不懂军阵作战，战斗力要比老八旗差得多。
与此同时，这些来自黑龙江流域的东北部落成员更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气候，清廷还不敢直接把他们派到南方，就怕气温一上升，一场瘟疫就把他们全部都带走了。
为了弥补旗丁的巨大损失，顺治小皇帝除了把汉人，蒙古人大肆抬旗，补充到八旗体系里之外，还派了数千八旗出关搜捕索伦，卦尔察，锡伯等东北部落人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搜罗到了一万多壮丁。
对于清廷来说，这批壮丁野性未消，又没有对明军的恐惧，作战更是勇猛异常，若是训练得当，必然是一支强军，可以有效补充八旗因战败而造成的巨大丁口损失。
不过，由于清军主力基本上都在南方，这些刚刚编入八旗的部落壮丁只是在形式上融入了八旗体系，实际上还是类似于外蒙古的散兵游勇，清廷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让他们彻底融入，但孙可望并不会给这个时间。
如今战争的天平已经倒向了孙可望一边，只要清廷再败一次，便再无夺取天下的希望了。连续大败两次之后，八旗现在能拿得出手的精锐，真正不到五万，若不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线国安这些人已无回头之路，清廷的统治恐怕已经濒临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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