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竭力对周围的人隐瞒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异常苍白的脸色中猜出几分。出院前的一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信里又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以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想恢复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初次的打击，好比他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一样。那时他虽然倒下了，但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一封母亲寄来的信。老人家说，她有一位十五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娜·丘查姆，住在离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很希望儿子能去看看阿莉比娜。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都到码头热情地欢送保尔。临别的时候，埃勃涅像对亲弟弟一样，亲热地拥抱和亲吻保尔。
第二天早晨，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保尔离开码头，驶到一座带着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叫陪送他的人进去问问，丘查姆一家是否住在这儿。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流露出抑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美貌；两个女儿名叫廖莉亚和达雅，还有廖莉亚的小男孩，和那个胖得像头猪似的糟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做些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前不久和既是流氓又是醉鬼的丈夫离了婚，现在失业在家。她成天忙着照料小男孩，并帮着母亲做做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名叫乔治，不过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的目光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耐心地向阿莉比娜老太太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柯察金家的全部情况，同时也顺便问了她和她家的情况。
廖莉亚二十二岁。她留着褐色的短发，宽脸庞，是个心地单纯的女子。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很乐意地把家里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那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控制着全家，扼杀任何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喜欢吹毛求疵，使整个家庭始终笼罩在惊恐不安中。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更是恨透了他，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们永远站在母亲这边。家里争吵不断，生活很不愉快。他们每天都在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
直到晚上，保尔才见到小女儿达雅。母亲在门廊里低声告诉她，来客人了。她腼腆地同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位陌生的年轻男人，她的脸羞得红到了耳朵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粗壮的起茧的手。
达雅已满十八周岁。她算不上漂亮，但是那一对淡褐色的大眼睛、有点像蒙古画上画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线条分明的鲜艳嘴唇，使她显得富有魅力；她那件带条纹的工装衫紧紧地裹着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分住在两个狭小的房间里。达雅的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小铁床和一个衣柜，上面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几张照片和风景面。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马兰花。薄纱窗帘用淡蓝的带子束在一旁。
“达雅从来不让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您瞧，她竟然为您破了例。”廖莉亚开妹妹的玩笑。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年人住的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大家谈话。丘查姆老头聚精会神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不时从眼镜上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今天的报纸看了吧？你们的领导人正在对咬呢。这么说来，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暗地里捅起刀子来却一点都不比咱平头百姓差。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合伙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一起联合起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人，哦，就是斯大林。”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大老爷打架，小百姓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眼喷射出愤怒的火光，盯住老头子。
“你说的大老爷指的是谁？”他一字一顿地问。
“随便说说而已。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不搭介。年轻时我也曾当过傻瓜。一九〇五年因为多嘴还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我看清楚了——人得替自己多想想，犯不着替别人瞎操心。谁也不会让你白吃白喝的。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就拿钱来，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还是说给傻瓜听的。我对现政府不满，是因为我看不惯眼下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结果搞得道德沦丧、荒淫无度。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了。”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缓过气之后，他指着廖莉亚说：“她就是个例子，一点也不征求别人意见就和那个流氓结了婚，回头，问也不问别人，又和他离了婚。这下倒好，我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真是太不成体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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