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呢？刚刚相见，又得分别。火车的速度在渐渐加快，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朋友喊了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他一把抓住车厢的门把手，车上许多只手立刻把他拽了上去。保尔呆呆地站在那儿目送着，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谢廖沙还不知道姐姐瓦莉亚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家乡谢佩托夫卡，而保尔在意外见面的惊喜中，竟完全忘记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暗暗想：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心里难过。”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和谢廖沙最后一次的见面。此时站在车顶上、挺起胸膛迎着秋风的谢廖沙也没有料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谢廖沙，坐下吧。”军大衣背上给火烧了一个窟窿的战友多罗申科劝他。
“没关系，风跟我是老朋友了，让它吹个痛快吧。”谢廖沙笑了笑，回答道。
一个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谢廖沙就倒在了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
远处飞来一颗流弹。
中弹后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他没有喊叫，身子晃动了一下，双臂张开又合抱起来，紧紧捂住胸口，随后弯下腰，仿佛要一跃而起似的，他那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对蓝色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无边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保尔尚未恢复的健康。他的头痛病经常发作。终于，在连熬了两个通宵之后，他晕倒了。
于是，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你看我是否应该换一下工作？我很想去铁路工厂干我的老本行，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的人说我不适合在军队里服务，可是这儿的事情比前线还要紧张。这两天搜捕苏蒂里匪帮的工作完全把我累垮了。我想我得暂时摆脱这不断的突击工作。费奥多尔，你看我站都站不稳，我是干不好紧张的肃反工作的。”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
“是啊，你的脸色的确很不好。我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关心得不够。”
谈话的结果，保尔拿了一封介绍信来到共青团省委会。
他和肤色黝黑的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简短地谈了一会儿，就决定了，保尔到铁路总厂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过了几天，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新调来一位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时说不出心头是什么滋味，思想深处多少还是有些妒忌吧。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立下了头功。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在部队里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今扎尔基当上了区委书记，成了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做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内心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羞愧，也热情地同他握手问好。
他们在一起工作很协调，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好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工人区团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向厂里要了一小间住房，保尔、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四个人搬了进来，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白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里。
党要推出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说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几天以后，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带着怀疑、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离开了会场。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且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令人心烦意乱、痛苦的日日夜夜。各级党、团组织都参与到辩论中来，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强硬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团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材结实，额头高高，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但是毫无效果。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来自中央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作了言辞激烈、尖刻得让人难以容忍的发言，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免除保尔和另外四名同志的团省委委员职务。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了，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在团支部里，保尔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在支部会上还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发展，结果保尔又被开除出区委会，还撤销了他团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追随者一起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惨淡的时光。
扎尔基离开公社，搬走了。保尔脱离了生活常规，心情异常压抑。他站在车站的天桥上，失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往奔驰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也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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