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隐隐约约地闪着光，河水冲击着岸边的鹅卵石，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河边，一条狭窄的战壕里隐蔽着五个人。他们紧紧地挨着，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边。谢廖沙脸朝大河，侧身卧在机枪旁边。他凝视着奔流的河水，不禁回想起昨天的情景。
昨天中午时分，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反冲锋。他第一次和一个没长胡子的波兰兵拼了刺刀。那家伙端着步枪，枪尖插着长如马刀的法国刺刀，哇哇乱叫，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刹那间，谢廖沙看见了他那双睁得溜圆、杀气腾腾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他用刺刀尖猛击波兰兵的刺刀，于是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向一边。
波兰兵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发抖。他知道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谢廖沙，是能够那样温柔地恋爱，也能够那样珍惜友情的小伙子。他并非生性凶狠残忍，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虫所驱使的士兵，受了欺骗和唆使，都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而杀人了。
谢廖沙正想得出神，帕拉其罗夫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走吧，谢廖沙，敌人马上就会发现我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祖国各地已有一年。他乘着机枪车，乘着炮车，或是骑着一匹被砍掉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疆场。他已经长大成人，也更加强壮了。他在艰难困苦中锻炼成长。
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被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再也退不掉了。
这一年来，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虽然衣不遮体，但是为建立本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意志却像烈火一样永不熄灭。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乌克兰。只有两次，他不得不离开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零年二月得了伤寒，高烧不退。
斑疹伤寒给第十二集团军各师团造成的死亡比波兰军的机枪还要厉害。这个军当时部署在非常广阔的地带，几乎横跨乌克兰整个北部地区，阻挡波兰白军向前推进。保尔没等完全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现在，他这一团正占据着卡扎京—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身经百战的第一骑兵军的各师正迅速地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各骑兵师，陆续向乌曼推进，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在奔赴决战的途中，他们还顺便清除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个在草原酷暑中经过风吹日晒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竭尽全力，不让敌方事先察觉这项尚处于准备阶段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部署。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小心翼翼地严守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正在集结的秘密。
篝火暗红色的火舌抖动着，黄褐色的烟柱在不住地盘旋上升。蠓虫躲避着浓烟，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围成半圆形坐着。突然，狡猾的火舌从燃烧着的木柴下面往上一蹿，舐了一下正低着头的人那乱蓬蓬的头发。那人慌忙把头一闪，嘟哝着说：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身穿呢上衣、留着短胡子的中年人，对着火光检查完他步枪的枪筒，瓮声瓮气地说：
“瞧这小伙子，看书入了迷，连火烧着了都不知道。”
“柯察金，把你看过的给我们讲讲吧。”另一个人说。
那年轻的红军战士摸了摸那绺被烧焦的头发，微笑着说：
“安得罗休克同志，这的确是本好书。一拿到手，我就怎么也放不下了。这本书叫《牛虻》。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只要大伙静静地坐着，我就念。”
“念吧，保尔，快念吧！没人会打岔的。”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沉思地盯着火焰。
有好几分钟谁也没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可见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无法忍受的，但是当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分外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气呼呼地高喊：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让我碰到，我非立刻结果他性命不可。”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的呼噜打得好响。普兹列夫斯基头枕着马鞍，也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想换个地方，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肯定就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绝不会是闹着玩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待在这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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