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闷闷不乐地望着那熟识的、心爱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高大挺拔、在轻风下微微颤动的白杨。她真不敢相信，她离开亲爱的故居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从小就熟悉的地方，今天一早又乘着火车回来了。
冬妮亚拿起一本没有看完的小说，推开走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油漆过的篱笆门，向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缓步走去。
她穿过一座小桥，走上大路。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四周布满垂柳和茂密的柳丛。左边长着一片树林。
她正想朝池塘边的旧采石厂走去，突然看见水面上有一支小钓竿在浮动，便停下了脚步。
她朝弯曲的垂柳俯下身去，伸出一只手拨开柳枝，看到一个晒得黝黑的光脚男孩，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他身旁放着一只装着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全神贯注地在钓鱼，没有留意到冬妮亚的注视。
“这里还能钓到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
一个陌生女孩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枝，身子低低地俯在水面上。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纹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子。一双绣花短袜紧裹着晒黑的匀称小腿。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皮鞋。
保尔拿钓竿的手微微抖了一下，鹅毛浮子在平静的水面上动了动，荡起一圈圈波纹。
他背后又传来激动的声音：
“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惊慌失措地拉起了钓竿。钓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飞溅起一串串水花。
“真见鬼，现在还能钓什么！怎么跑出这么一个妖精。”保尔恼怒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他把钓钩向更远的水面甩去，正好落到两支牛蒡中间，这恰恰是他不应当下钩的地方，因为鱼钩可能会挂住水下的牛蒡根。
保尔知道钩下错了地方，却头也不回，对坐在上面的姑娘小声说：
“您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立刻，他听到上面传来了讽刺、挖苦的声音：
“呵，它们一看见您，早就吓跑了。再说，大白天哪能钓到鱼呢？瞧您这个渔夫，多能干啊！”
保尔虽然竭力保持礼貌，但是对方也未免太过分了。他站起来，把帽子扯到前额，这是他历来表示生气的动作，然后他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
“小姐，请您走远一点好不好？”
冬妮亚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接着又笑意盈盈地说：
“难道我真的妨碍您吗？”
这回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带着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保尔本想对这位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小姐”说几句粗话，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
“好吧，如果您喜欢看的话，那就看吧。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着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鱼钩挂在它的根上了。保尔不敢使劲往外拉。
“要是挂住了，就脱不了钩了。而这位女孩，一定会笑话我。她要是走开该多好啊！”他暗暗地想。
但是冬妮亚却在微微晃动的、弯曲的柳树干上坐得更舒服了。她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审视这个晒得黝黑的、黑眼睛的野孩子，他刚才那么不礼貌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理她。保尔在光滑如镜的水面上清晰地看见了坐着的女孩子的倒影。她正在看书，于是他悄悄地拉那挂住的钓丝。鱼漂直往下沉，钓丝给绷得紧紧的。
“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便看见水中一张笑吟吟的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走过来。他们都是七年级学生。其中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今年十七岁。他淡黄头发，满脸雀斑，是个愚蠢的浪荡子，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他手里拿着一副精美的钓竿，嘴上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根香烟。他身旁是维克多，一个又高又瘦、娇气十足的青年。
苏哈里科弯着身子，挤眉弄眼地对维克多说：
“这个姑娘十分诱人，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敢担保，她是个浪漫的人。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到父亲这儿来过暑假。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你知道，用词非常华丽。我说我疯狂地爱着她，颤栗地等待着她的回信。我甚至恰如其分地摘抄了纳德森[1]的一首诗。”
“结果如何？”维克多好奇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发窘，说：
“你知道，无非是装模作样，摆摆臭架子。她说别糟蹋信纸了。不过，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样的。干这一行，我可是老手。你知道，我可不愿没完没了地献殷勤，瞎折腾。晚上到工棚那儿去，只要花上三个卢布，就能弄到一个让你垂涎三尺的美人儿，比这强多了。而且人家一点也不扭扭捏捏。”
他们走到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扔掉嘴里的香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您好，杜曼诺娃小姐。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多的手说：“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多·列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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