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平素和晓莉的算计让我很反感，但是陡然听到她受伤这个消息，我对和晓莉一下子充满了同情和挂念，我不敢想像如果残疾了，作为一个母亲的和晓莉如何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我对和晓莉一直有种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喜欢和晓莉的工于算计和工于心机。另一方面，我又很佩服和晓莉做事的独断和勇气。和晓莉是一个读完初中就辍学的没什么文化的乡下女子，但是她却能不随潮流去打工，而坚决要陪在她的孩子身旁，陪伴他们成长，这样的眼光令我刮目相看。为了养家，她在乡下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一开始靠着杂货店的收入和田里的收入还能勉强度日，后来随着村里越来越空心化，留在村里的只剩下消费力低下的老人和孩子，杂货店的生意便惨淡得很。迫于无奈，和晓莉的丈夫随一个包工头进城打工，因为他的木工活儿做得好，在城里的装修工地一个活儿接一个活儿干不完，回家的日子就越来越少，有时候甚至一年只能回来一次。两个孩子基本是和晓莉一个人在带着，其间辛苦可想而知。
因为拆迁迁户口的事，和晓莉跟丈夫假离婚，但说是假离婚，我觉得早晚会成真离婚，和晓莉的丈夫常年在外，怎么可能床边清净，既便惧于和晓莉的性格不敢提离婚，但现在和晓莉自己主动提离婚，也许正好合了她丈夫的心意，也许从此假戏真做了也未可知。
而现在，和晓莉却又遭此惨祸，未来要面对的将是说不清的变数，作为一个女人，我对她的孤苦感同身受，心里充满担忧，我不敢想像，她将如何以她残缺的躯体去面对未来命运的多舛。
我开始搜集强制拆迁的资料，准备搞一组关于强拆的报道，不光是为了和晓莉，还为那些无辜而弱势的人群。我做这件事，是因为一个记者的职业敏感，和无法摆脱的绑在身上的道义感。面对城市化的发展，拆迁成了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处理不好就会酿出社会矛盾，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知道这样的报道虽然有政治风险但是更有社会关注度，很可能一战成名，也很可能被炒鱿鱼。如果搁在以前，我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视而不见，但是现在，在我情绪如此绝望和压抑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些事情渲泄自己的愤怒，我需要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急切地需要感受到自己的温度和力量感，急切地要知道我没有垮下去我还活着。是的，做这件事，不光是为了那些弱势的无力自保的人群，不光是这些，我没有那么伟大，这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自己能够亢奋，能够忙碌，能够从目前的状态中抽离出去。
我像一个初入行的年轻记者一样认真地组织采访，认真地安排行程，认真地事无巨细地准备稿件。我采访因拆迁而上访的人，采访因强拆而受伤的人，倾听他们的叙述，陪着他们流泪，见识了那些拆迁队的野蛮，见识了开发商的狡猾，我像喝了鸡血般兴奋，没日没夜地走访。
我以前接触过的几个拆迁户，因为谈判没有谈妥，直接走上了长期上访之路，但是上访却让他们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变成了对立和敌视的关系，变成了被抓回和寻逃跑的游击战的关系，他们因此更无法回家，更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上访的路上。
我希望自己能在拆迁和被拆迁之间搭起一道桥梁，无论以情还是以理或者以法的手段，总要让被拆迁者的诉求有一个沟通的通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通道，会有更多的人去踏上无法回头的上访之路。
我想起了那个在铁路边上令人心颤的北京有名的上访村，想起了那一个个躲在桥洞或栖身于纸箱里的上访的难民，我不由得身上发冷，是的，要为拆迁的人们做点什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哭诉无门，哀嚎上访。
我很担心，瘸着腿的和晓莉走上上访的路，我似乎眼前已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必须为她做些什么。
中国的上访机制，其实是一种纯安慰性质的精神抚慰方式，上访部门接待上访者，再把上访者的诉求返回到上访者所在地区，最后被投诉者又成了解决投诉的主体。这是一次无效的空运转，因为上访部门是没有实权处理任何事务的。但是上访者经过这一圈的空的运转后，会与被他投诉的主体结起更深的误会和仇恨，这事实上会加剧上访者所受的伤害，对于解决矛盾却是于事无补的。
然而许多上访者，来自于没有文化的社会底层，他们从小听评书说唱包公，他们以为他们的冤会有一个包公来解决，他们上访是踏上了寻包公的喊冤之路。但是现在的中国是现代化的法制的社会，许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得以解决，而不是呼天喊地以头抢地去喊冤。可是底层的人们并没有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
我为像和晓莉这样的拆迁户请好了公益律师，除了一系列报道之外，也希望能通过律师的介入，尽可能多地争取受害人的利益，让侵权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希望像和晓莉这样的农村普通民众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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