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得功乘胜北上，深入包围亳州、鹿邑的消息，很快送到了北方其他清军督抚，以及北京的朝廷那儿。
毕竟鹿邑已经是河南境内，战场与北京之间的距离，比之今年开战之初，已经缩短了整整三分之一。清廷的军情急报往返，需要的递送时间也大大缩短——只可惜，清廷高层，人人都不想要这种“便利”，毕竟这都是国土缩水换来的。
仅仅两个月前，交战双方的军情，还要从合肥前线往回送，而现在已经只需要从商丘往回送了！收缩了多少！
十月十五，北京城里的多尔衮，就焦头烂额召开了军事会议，让诸王贝勒商讨，该如何增援归、亳前线，从何处调兵。
地位仅在多尔衮之下的济尔哈朗，当然有首先发言的权力，他也毫不犹豫指出：“眼下朝廷派出四路大军，分别抵敌伪明，与博洛、岳乐最近，又有余力的，显然是英亲王了。
英亲王麾下至今还有超过十万大军，在淮西、汝南与伪明河南总督张煌言拉锯。既然要调兵增援，当然要从英亲王那儿抽人。”
多尔衮一听这个意见，法令纹就忍不住抽搐。从阿济格那儿调兵，确实是最稳的，但也容易打成添油战术。
目前为止阿济格对张煌言还保持了攻势，而且成功掐断桐柏山诸处要道，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张煌言那一路并不是明军的主攻方向，大明方面采取的就是拖延战术，依托一个个坚固堡垒等着阿济格攻坚，想给阿济格放血。
清军也很清楚不能跟明军攻坚死磕，三年前已经吃够了这方面的亏了，所以只能是阻断山险要道，断绝明军补给，让明军弹药消耗过大不得补充，才好把一个个据点内的明军拔除。
而这种断补给的打法，一旦兵力削弱、包围圈和堵路部队出现漏洞，导致明军重新得到补给，前面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阿济格这边已经是多尔衮派出的各军中，仅剩的有可能获得开拓之功的部队，能为多尔衮今年的重启南征找到政治上的遮羞布。
多尔衮很清楚，博洛和岳乐把他的两白旗再次糟蹋了大部分战力，士卒简直三停去二，绿营损失也不小。
自己在朝中的军事实力已经孱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要是政治上的威望再遭重创，他还如何撑得住这个场子？
不到最后关头，但凡还有可能靠别的解决，多尔衮就不愿意走出这一步。
场面尴尬冷场了一会儿后，多尔衮居然用和善、商量的语气说：
“英亲王兵强马壮不假，但信阳之围，不可功亏一篑。张煌言在桐柏山以北的兵马，已经被隔绝消耗了两月了，现在出现漏洞，之前两个月的苦就白吃了。
孤看博洛军报中也说了，他撤兵回归、亳时，沿途二百余里屠杀焚烧为白地，伪明追击而来，必然后勤不济。目前只在亳州看到黄得功旗号，可见明军追兵也就两三万人，哪怕再算上鹿邑有曹变蛟旗号，再加两万人。
我军只要抽去两三万人，最多三五万，就能稳住阵脚了。这点人，用不到劳动英亲王，从后方派去尚未参战的部队即可——诸位可畅所欲言，觉得何处之兵可用？”
一群对多尔衮已经有所不满的满人贝勒，闻言也不建议，只是无声抗争，
显然他们都有支持济尔哈朗的意思，觉得多尔衮这就是在“把苦差事交给外人，把唯一有机会立功的战场交给他一母同胞的兄弟”。
多尔衮很是尴尬，用鼓励的眼神扫视了全场，最后不得不往那几个少数有参会资格的汉臣身上扫，扫到了汉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洪承畴。
洪承畴也看到了多尔衮目光中的命令之意，不得已，叹了口气来当这个恶人：“若要从后方抽调人马，最近的自然是山东的勒克德浑贝勒所部，以及徐州的满达海贝勒所部。
不过这两处虽近，却也有隐患。毕竟勒克德浑负责肃亲王、饶余郡王被调走后，山东地区的平乱。满家洞之乱虽已平息，但听说尚有余孽逃往鲁东山区、还有明军控制的少数几座登来海港城池。
满达海则需要作为海州孔有德与归、亳战场之间的纽带，虽然眼下没有战事，但也肩负着策应左右两方的重任。此前徐州周边已经有过多兵马被抽调走了。虽说明军至今看不出从淮安北上的意图和准备，却也不能完全不防……”
洪承畴说了一番和稀泥的话，实际上却什么责任都不用担。帮多尔衮找了两个最快捷的选项，然后又补充了一些推卸责任的风险，说白了就是如果将来出了事，最终决策责任都是多尔衮自己的。
洪承畴这么干，倒也谈不上躲事，主要是他入清后，没过一年，黄台吉就死了，而多尔衮当政这些年，洪承畴虽然经常要做事，但是爵禄并不算高——耿仲明孔有德那些人都能封王呢，洪承畴的爵位却只是个轻车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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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洪承畴做事还是经常要做的，就是待遇差。他在大明那边的时候，都做到五省总督、全权负责剿贼军务了，降清之后才给这点。
每个月几百块钱玩什么命啊！所以他也就笃定了主意可以出，但背锅绝不背的态度。
当年他背叛崇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愤恨于崇祯喜欢让大臣背锅！要是当了汉奸后还得背锅，那这汉奸不就白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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