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如今这个时间点，还能在北京城里活下去的朝臣，当然都是比较会躲事避免担责任的。
否则但凡稍微有点担当，也都跟陈新甲一样被崇祯推出去斩首背锅了。
所以崇祯让他们拿主意对抗鼠疫，这些人也只会拿祖宗之法搪塞。
好在明朝的人也已经有点朴素的医学常识了，多多少少能认识到焚烧尸体对阻断瘟毒的帮助。最终“祖制”、“孝道”和抗毒三方权衡之下，拿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
对于无人收敛的尸体，可以由官府一股脑儿统统烧了。明确是死于鼠疫的，没有功名的普通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行。
但是对于官绅人家，五城兵马司或者其他衙门也管不到那么多，没那个能量，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北京城里可是藏龙卧虎，还一堆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谁敢真的认真执法啊，差不多欺负欺负没背景的也就是了。
最后到了具体落实执行阶段，那些商人之家的鼠疫死者，也没有全部被火葬焚烧，
那些经手的兵丁军官甚至到了这一刻还没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多贪一点：如果有没背景的富户家死者，明明高度疑似鼠疫，但只要给足够的钱，就允许直接土葬，按照不是鼠疫而死上报。
而那些明明不是死于鼠疫的没背景家庭，相关执法将士也会上门讹一笔，要求给点钱才能当做不是鼠疫正常土葬，否则只要没钱就一律要烧。充分把普通愚昧民众因为封建迷信愚孝想要土葬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榨干。
崇祯倒是想对抗一下鼠疫，最后结果却是让北京城内愈发混乱，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只能说大明的统治高层统治模式已经朽烂到了骨子里，而潜规则也已经横行百年，任何权力一放，无论是往哪个方向改，都会被有司当成捞钱的工具，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人祸。
北京城内的混乱，就这样又持续了十几天，鼠疫反而越来越糟，达官贵人们也都有频频感染，守城将士们也成批丧失战斗力。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来到十月上旬将尽，京城的朝廷，再次被一连串的兵败消息所震，一夜数惊——太原和商丘失守、流贼杀出河南地界进入山东的消息，总算传到了京城。
崇祯乍一听到时，简直是又惊又怒：“刘泽清这个废物！他不是山东总兵么！流贼到了山东，他不去兖州抗敌，自己龟缩在济宁，居然还好意思向朝廷报急！
看看人家周遇吉怎么干的！好歹誓死不退死守宁武关！当初谁举荐刘泽清留任的！”
原来，崇祯之所以有此一怒，也是因为当初崇祯十十四年底、陈新甲接手兵部时，就对一批地方总兵进行过遴选，想沙汰一些不称职的武将。
这个山东刘泽清，当时有被陈新甲质疑过。
但没过几个月，赶上周延儒从常州老家被召回，再次担任吏部尚书、内阁首辅。
周延儒是走大运河一路收钱收过来的，路过山东临清时，他就收受了刘泽清四万两黄金，保他一直在山东镇守，也好继续卡着大运河，吃这沿途过往商旅的孝敬。
和平年代刘泽清这种非前线防区的总兵渎职也没什么，周延儒可以安心受他的黄金孝敬。谁知现在刘泽清终于第一次需要跟闯贼主力大规模正面战斗了，他却直接认怂放闯贼过境，把篓子捅大了。
而周延儒的一个心腹幕僚、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此前原本就因为贪赃被下狱了，只是罪行没问清楚，还没处置。
这次刘泽清纵贼，让崇祯病笃乱投医，终于又有周延儒的政敌跳出来，说风闻刘泽清曾经送给周延儒黄金数万两以求保住职务。崇祯大怒之下，终于对周延儒失去了信任。
周延儒拼命自辩以求保命，崇祯才没有立刻拿他开刀，只是说给他一个机会将功赎罪，让周延儒和张国维立刻讨论一个方略，如何退敌。
张国维并没有罪过，他只是因为官居兵部尚书，这就是他的职责，当仁不让。被皇帝催逼后，张国维也只能是公事公办地想招：
“陛下，不如让驻扎常山的熊通立刻从南线增援周遇吉，让驻扎代地的白广恩、率部下高杰一并南下，从北线增援周遇吉，分闯贼兵势。
白广恩虽当初松锦之战有罪降职，可此后在晋北与贼厮杀多有苦劳，他麾下的高杰虽是闯贼麾下投降而来，但与闯贼有夺妻之恨，所以断不敢重新复降闯贼，让他们从北侧敌后迂回，也不虞被闯贼吞并。
至于山东刘泽清方向，可从亳州、凤阳调刘良左北上，与刘泽清合兵一处拒战。最后，考虑到闯贼有穿过山东，威逼京畿之虞，可另调蓟门、密云等地的唐通、马科回援。若贼势进一步猖獗，可召山海关吴三桂、李辅明回援！”
张国维如数家珍，很快就报了至少六个总兵、两个副将的番号，可见大明哪怕到了这一刻，在北直隶境内乃至北直隶周边直接接壤的几个府内，还有至少七个总兵的番号战力。
这还没算京师三大营和其他一贯北京城里本地的驻军，要是这些部队真能齐装满员、士气高涨，哪怕李自成裹挟着超过四十万的乌合之众杀来，大明也不是不能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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